童 年 记 忆
机关里的孩子很多，也很调皮。那个时代的孩子没有冰激凌，没有巧克力，也没有什么玩具，但也不缺乏快乐。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一样上这个培训班，那个培训班，也没有很多课外作业。大人工作忙，由着我们疯玩。
一次，我们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“地雷战”。机关院内有一片拆了房子的废墟，被临时拉了几根铁丝当作晾衣被的地方，我们几个小朋友便在地上挖出几个坑，在上面用篾片盖上，再铺上纸，上面用土盖好，这样处理后,与周围的地面基本一致。做好后，我们便躲在暗处，等来晾衣服的人踩“地雷”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个小朋友的外婆迈着一双小脚一拐一拐地来了，我们瞪着眼睛看她如何踩“地雷”，呵，她像知道有“地雷”似的，转来转去，就是不踩。可能是我们的“地雷”未埋好吧，正在我们准备收兵的时候。她收好衣服“扑通”一下，踩了个正着。重重地摔了下去。她一边骂一边往起爬。我们在远处早已笑岔了气。幸亏那个时候的老人患高血压、心脏病的人少，要是现在，那真是要出“大拐”。
为了让大人安心工作，机关确定了一名打字员专门负责管理机关院内的孩子，打字员将孩子们组织起来,分成若干个课外学习小组,晚饭后按学习小组进行学习。我记得我们是四个人一个小组，在一个家里宽敞点的同学屋里学习，同学的妈妈一边织毛衣一边盯着我们，搞的我们不自由，其实，我们压根儿就不想学习。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歪主意，要同学的妹妹一到晚上就闹着要妈妈带她出去玩，等同学的妈妈一走，我们就自由了。在一起下珠珠儿棋，看画儿书，好不惬意。
我们生活的机关大院前后共有三棵葡萄树，打字员便把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，要我们中午轮流值班守护葡萄树以防坏人偷葡萄。说要分给我们葡萄吃。我们便听从指挥乖乖地站在葡萄树下守着。晒得满头大汗也不离开。那时的我们真是“苕”。其实，打字员是怕我们中午在院子里吵闹，影响大人休息而想出的一个办法将我们拴住。这个打字员还真有办法。难怪他后来当了“大领导”。
我们这一代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。承受了那个年龄不该承受的苦难与沉重。三年自然灾害，据说兴山饿死了不少人,在历史上称为“兴山事件”，因为那时年龄小，也没有什么印象。但我和姐姐每顿分吃一小钵米饭的情景，却历历在目，记忆忧新。为让我和姐姐吃这一碗米饭。父亲还在生活会上受到了批评。因为这一碗米饭是困难时期国家对一定级别的干部的特殊照顾。父亲表面上接受批评，但他确实不忍心看着我们吃包谷面掺菜做的糊糊。我和姐姐靠着父亲省下的一碗米饭，度过了那个饥饿的年代。
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父亲被揪回原单位进行批斗，据说是关在医院太平间里（他曾任卫生局长）。母亲也在一天上班时发现科室的门被贴上了封条，被赶出了单位。母亲带着还未上学的妹妹到她乡下娘家以求逃避(那时弟弟还未出生),我和姐姐留在县城读书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对于文化大革命，我们那个年龄无法搞明白。母亲留在抽屉的钱越来越少,我们也无法见到父亲。一天，姐姐对我说，爸爸被关，妈也没有班上了，都没有工资了。我们以后靠什么活呀，为了不给爸爸妈妈增加负担，干脆我俩死了算了。我说行。说着，就钻到床下，拖出一个装着煤油的瓶子放到桌子上。看到灰坨坨的煤油瓶，我俩迟疑了。煤油肯定不好喝，喝了也许不会死。不管怎么样，等大人回来再说。于是，我们比以前更加节约，有时就用豆瓣酱拌饭吃。当时如果家里有农药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那时，很多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，经常来到机关院子里搞破“四旧”，一次，他们在一栋办公楼中翻出了很多书，堆在院子里淋上煤油点火烧，说是这些书都是“毒草”，出于好奇，想看看毒草是怎样的，便趁大人不注意，在火堆中抢了两本书，我至今记得，一本是《水下阳光》，另一本是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那个暑假，我们已在为今后的生存犯愁，也不再出去玩“地雷战”的游戏害人，只能窝在家里，靠在火堆中抢出来的两本书打发时间，书看完了，也不知道这些书”毒”在哪儿。也许是很小就看小说，锻炼了我的阅读能力。参加工作后，单位读报纸、念文件的事儿，同事们都愿意要我念，因我念的快，念完早收工。
一晃，暑假就快要结束了，母亲还没有回来。我们见不着父亲。我和姐姐决定去找母亲。可我们也不知道到母亲娘家的小路怎么走。姐姐带着我，到汽车站买了两张车票。还在街上买了一个西瓜抱着上了车。车子开到半路上，下起了大雨，公路塌方，汽车无法前行。一车的人只好下车步行。我和姐姐深一脚浅一脚，轮流抱着西瓜边走边问路。在快要到姥姥家时，由于天已擦黑，我摔了一跤，把抱了一路的西瓜摔成了几块，我和姐姐拣了两块大的一人抱了一块突然出现在姥姥面前，给姥姥一家带来了惊喜。见到母亲和姥姥，我们竟也没有一滴眼泪。小小年纪已被生活逼得过早地成熟了。
也许正是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，使我在以后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风雨和坎坷时，能够多一份从容与淡定。
作者单位：西陵区人民法院